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。
窗外的天很蓝，院子里那棵腊梅还没到季节。
“他后来知道了。”韩玉说。
我说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三年前。”韩玉说，“白秀跟他摊牌的那天，自己说出来的。她说，那天她看见我了，看见我站在街对面，淋得像个落汤鸡。她说她知道我是谁。她说她不想让他看见我。”
“所以她把助听器摘了。”
“对。”
我说：“他什么反应？”
韩玉沉默了很久。
“他什么反应都没有。”他说，“他说知道了，然后让她走了。”
“没有打她？没有骂她？”
“没有。”韩玉说，“他跟我说，他当时心里想的不是生气。”
“是什么？”
“是‘还好’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他说，还好他没听见。”韩玉看着我，“他说，如果他那天听见了，他一定会回头。他一回头，就走不了了。”
我坐在那儿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。
“他说，他这辈子做了很多决定，只有那一个，是老天替他做的。”
那年的年底，我在北京的一个酒会上，遇见了一个记者。
她是做人物报道的，写过很多企业家的稿子。她认出了我，过来打招呼，聊了几句音乐，然后话题就转到了韩雾身上。
“许老师，”她说，“我上个月采访�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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